反对“非兵”、“羞战”，积极主张战争与《孟子》为代表的儒家主张“仁者无敌”、反对战争的思想不同，商鞅积极主张战争，反对所谓的“非兵”、“羞战”。他认为国家的安危、兴亡，完全是由“农战”决定的，“国亡所以兴者，农战也。”他甚至认为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，那么毒害便会在国内集聚，儒家那套虚情假意的理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。这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。相反，国家对外进行战争，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，儒家理论就会失去市场，国家必能走向强盛。因此，他把“非兵”、“羞战”看成是和“仁义”、“礼乐”一样是危害国家安全的“六虱”，予以坚决的反对。这种积极主战的思想和儒家反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，也和兵家的“慎战”思想有所不同。
“力生强”的思想。为了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取胜，《商君书》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，认为国家有了实力，便可以统一天下，这就叫“多力者王”。在商鞅眼里，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：“力生强，强生威，……举力以成勇战，战以成知谋。”这种以农战来增强国家实力，依靠国家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
“壹赏、壹刑、壹教”，以法治军同儒家以仁义治军不同，《商君书》强调以法治军。商鞅认为只有士兵勇敢杀敌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。但士兵们往往爱惜生命，乐于安逸。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，是十分困难的。认为只有通过重刑厚赏等手段，才能促使士兵勇敢作战。“故欲战其民者，必以重法，赏则必多，威则必严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壹赏、壹刑、壹教”的治军思想。指出：“壹赏则兵无敌，壹刑则令行，壹教则下听上。”所谓“壹赏”，即是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；“壹刑”，即统一刑罚，“刑无等级”；“壹教”，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方面，使“民闻战而相贺也，起居饮食所歌谣者，战也”。造成人民“乐战”的社会风气。
《商君书》不仅强调积极主战，而且也注意到了具体的作战的问题，书中《战法》等篇，就是专门讨论战略战术的。在作战指导上，商鞅提出：“凡战法必本于政胜”。这是说，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。“能胜强敌者，先自胜。”这就是说，要能战胜强大的敌人，首先自己要具备取胜的条件。“论敌察众，则胜负可先知”。在作战中，要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，“兵起而程敌，政不若者勿与战，食不若者勿与久，敌众勿为客，敌尽不如，击之勿疑。”“兵大律在谨”。从战争观方面说，《商君书》积极主战，而在作战指导上，它主张小心谨慎，不可盲从。另外，《商君书》对守城防御作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，“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”，做到“无不尽死”。《商君书》的许多论述，反映了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；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。
《管子》虽托名于管仲，但非出自管仲之手，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。《管子》中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，主要内容有：
“积务于兵”的战争观念。《管子》极为重视战争，认为战争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，国家处境的安危，是实现君主尊贵，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，“君之所以卑尊，国之所以安危者，莫要于兵。故诛暴国必以兵，禁僻民必以刑。然则兵者外以诛暴，内以禁邪。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。”《管子》指出，战争虽然不是那么的高尚和道德，但是在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变革关头，它却是“辅王成霸”的基本手段，是不可或缺的：“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，然而所以辅王成霸。”因此，《管子》要求明智的君主必须“积务于兵”，即注重和积极从事战争，认为“主不积务于兵者，以其国予人也。”根据这一认识，《管子》对当时的“兼爱”和“寝兵”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。
“强其兵”的治军主张。《管子》说：“故国不虚重，……凡国之重也，必待兵之胜也，而国乃重。”但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，自身必须强大有力。为此，《管子》提出“强其兵”，即建设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的治军思想，认为“不能强其兵，而能必胜敌国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要“强其兵”，《管子》认为首先必须做到“富国”。“国富者兵强，兵强者战胜”。其次，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：“故凡兵有大论，必先论其器”。军队拥有完备的武器装备，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源：“备具，胜之原。”其三，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。《管子》指出：“器盖天下，而士不盖天下，不能王天下。”尽管拥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，但如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也同样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。而实现“士盖天下”的基本途径，就是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。《管子》认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，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作战一样，必败无疑：“将徒人，与残者同实”。
在作战指导方面，《管子》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：“明于机数”，《管子》说：“为兵之数，……存乎明于机数，而明于机数无敌。”所谓“明于机数”，从大的方面说，就是要掌握好作战的时机；从小的方面说，就是要善于计数。做到了这两个方面，就能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，取得作战的主动权，“故明于机数者，用兵之大势也。大者时也，小者计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