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，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、曰词赋

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，分为十三类。余稍更易为十一类：曰论著、曰词赋、曰序跋、曰诏令、曰奏议、曰书牍、曰哀祭、曰传志、曰杂记九者，余与姚氏同焉者也。曰赠序，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。曰叙记、曰典志，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。曰颂赞、曰箴铭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。曰碑志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。论次微有异同，大体不甚相远，后之君子，以参观焉。

村塾古文有选《左传》者，识者或讥之。近世一二知文之士，纂录古文，不复上及“六经”，以云尊经也。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，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，今舍经而降以相求，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，言忠者曰我家臣耳，焉敢知国，将可乎哉？余抄纂此编，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，涓涓之水，以海为归，无所于让也。

姚姬传氏撰次古文，不载史传，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。然吾观其奏议类中，录《汉书》至三十八首；诏令类中，录《汉书》三十四首，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？余今所论次，采辑史传稍多，命之曰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云。

经史百家简编序

自六籍燔于秦火，汉世掇拾残遗，征诸儒能通其读者，支分节解，于是有章句之学。刘向父子勘书秘阁，刊正脱误，稽合同异，于是有校雠之学。梁世刘勰、锺嵘之徒，品藻诗文，褒贬前哲，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，于是有评点之学。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。前明以“四书”经艺取士，我朝因之。科场有勾股、点句之例，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。试官评定甲乙，用朱墨旌别其旁，名曰“圈点”。后人不察，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，大圈密点，狼籍行间。故章句者，古人治经之盛业也，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，科场时文之陋习也，而今反以施之古书，末流之迁变，何可胜道！惟校雠之学，我朝独为卓绝。乾、嘉间巨儒辈出，讲求音声故训校勘，疑误冰解的破，度越前世矣。

咸丰十年，余选经史百家之文，都为一集，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，录为简本，以诒余弟沅甫。沅甫重写一册，请余勘定，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，句绝而章乙之，间亦厘正其谬误，评骘其精华，雅与郑并奏，而得与失参见，将使一家昆弟子侄，启发证明，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。

箴言书院记

国藩以道光戊戌通籍于朝，湘人官京师者，多同时辈流。其射策先朝，耆年宿望，凋散略尽。而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，独为老师祭酒。乡之人就而考德稽疑，如幽得烛，众以无陨，而哲嗣润之，亦以编修趾美名父，回翔馆阁。今兵部侍郎、湖北巡抚，海内称为宫保胡公者是也。

少詹君晚而纂《弟子箴言》十四卷，国藩实尝受而读之。自洒扫应对，以暨天地经纶，百家学术，靡不毕具。甄录古人嘉言，衷以己意，辞浅而指深，要使学者自幼而端所习，随其才之小大，董劝渐摩，徐底于成而已。

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斯人也，上智者不常，下愚者亦不常，扰扰万众，大率皆中才耳。中才者，导之东而东，导之西而西；习于善而善，习于恶而恶。其始瞳焉无所知识，未几而骋耆欲，逐众好，渐长渐贯，而成自然。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，渐流渐广，而成风俗。风之为物，控之若无有，?之若易靡；及其既成，发大木，拔大屋，一动而万里应，穷天人之力，而莫之能御。先王鉴于此，欲民生早慎所习，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：琴瑟鼓钟以习其耳，俎豆登降以习其目，诗书讽诵以习其口，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，书升以作其能，而郊遂以作其耻。故其高才，则道足济天下，而智周万汇。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。贾生有言：“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毋正。犹生长于齐，不能不齐言也。”其不然欤？

侍郎自开府湖北以来，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。自部曲之长，郡县之吏，暨百执事，片善微长，不敢自襮，而褒许随之。曰：“尔之发见者微，而善端宏大，不可量也。”或有过差，方图盖覆，谴亦及之。曰：“此犹小眚，过是，诛罚重矣。”与其新，不苛其旧；表其独，不遗其同。上下兢兢，日有课，月有举。当世推湖北人才极盛，侍郎则曰：“吾先人箴言中，育才之法如此。吾讵能继述直什一耳？”咸丰十年，侍郎治鄂六载矣，功成而化洽。又以一湖之隔，吾教成于北，而反遗吾父母之邦，其谓我何？于是建箴言书院，将萃益阳之士而大淑之。置良田以廪生徒，储典籍以馈孤陋。宽其途辙，而严其教条。崇实而黜华，贱通而尚介。循是不废，岂惟一邑之幸！即汉之十三家法，宋之洛、闽渊源，于是乎在。

后有名世者出，观于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，与余小子慎其所习之说，可以兴矣。

邓湘皋先生墓表

先生，新化邓氏，讳显鹤，字子立。晚岁学成，远近称为湘皋先生。先生自甫掇科名，即已厌薄仕进，慏然有志于古之作者。与同里欧阳绍洛东以诗相厉。客游燕、齐、淮阳、岭南，所至悲愉抑塞，一寓于诗。觑幽刺怪，遏之使平，终岁颛颛，誓不履近人之藩，而又耻不逮古人。每有篇什，辄就东，与相违覆，引绳落斧，剖晰毫厘，书问三反，或终不得当，交嘲互讼，神囚形瘁。已而，窒极得通，则又互慰大欢，以为解此者，天下之至豪也。

先生以嘉庆九年甲子科举于乡。道光六年，大挑二等，官宁乡县训导。凡十有三年，引疾归。其遗外时荣而有事著述，与东略同。然东持律矜严，体势稍褊；先生则波澜益壮，跌宕昭彰。东墙宇自峻，与人少可；先生则阐扬先达，奖宠后进。知之惟恐不尽，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。用是门庭日广，而纂述亦独多。诗歌所不能表者，益为古文辞以彰显之。其于湖南文献，搜讨尤勤。如饥渴之于食饮，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。以为洞庭以南，服岭以北，旁薄清绝，屈原、贾谊伤心之地也，通人志士，仍世相望；而文字放佚，湮郁不宣，君子惧焉。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，辑《资江耆旧集》六十四卷。东起漓源，西接黔中，北汇于江，全省之方舆略备，巨制零章，甄采略尽，为《沅湘耆旧集》二百卷。遍求周圣楷《楚宝》一书，匡谬拾遗，为《〈楚宝〉增辑考异》四十五卷。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，详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，为《宝庆府志》百五十七卷，《武冈州志》三十四卷。衡阳王夫之，明季遗老，国史《儒林传》列于册首，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，乃旁求遗书，得五十馀种，为校刻者百八十卷。浏阳《欧阳文公元全集》久佚，流俗本编次失伦，为覆审补辑若干卷。大儒周子权守邵州，录其微言，副以传谱之属，为《周子遗书》若干卷。所至厘定祀典，褒崇节烈，为《召伯祠从祀诸人录》一卷，《朱子五忠祠传略考证》一卷，《五忠祠续传》一卷，《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》二卷。呜呼！可谓勤矣！

盖千秋者，人与人相续而成焉者也。惟众人甘与草木者伍，腐而腐耳。自稍有智识，即不能无冀于不朽之名。智尤大者，所冀尤远焉。人能宏道，无如命何。或碌碌而有声，或瑰才而蒙诟；或佳恶同、时同、位同，而显晦迥别；或覃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。彼各有幸有不幸，于来者何与？先生乃举湖南之仁人学子薄技微长，一一掇拾而光大之，将非长逝者之所托命耶？何其厚也！